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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这样下去就只有坐以待毙，如果我方先发制人还有生还的希望。”班超为了鼓舞士气，说出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言。
当夜，班超率人火烧了匈奴使节的居所，并给予迎头痛击。三十六名英勇的汉使将匈奴正、副使屋赖带和比离支的首级斩下，班超带着二人首级面见鄯善王。鄯善王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发誓顺从汉朝，并愿意将儿子作为人质送往长安。
班超继续沿西域南路行驶，从鄯善国向于阗进发。前面已经提过，于阗曾被以匈奴为盟主的西域十五国所派的三万兵包围，无奈之下开城投降、遣子为质。由于存在这样的关系，所以于阗国驻有匈奴专使。
于阗国王听说汉使将从鄯善前来，不由心生一计。为了逃避责任，他假借巫师之言，说“神灵”托话：
汉使有 马，急求取以祠我。
说需要获取汉使宝马，杀之以慰神灵。言外之意，就是想羞辱汉使以结好匈奴。
“我有马，但是此马听我话。既然是神灵索要，我定然在所不惜。如果于阗礼敬于我，我愿将马献上。”班超道。
所谓礼敬，就是要让巫师亲自来。当巫师来到班超面前时，班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首级斩下。
当看到巫师的首级后，于阗王广德终于明白了汉朝的决心，于是他派兵攻杀了匈奴使节和驻军，迎接汉使。这件事发生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和龟兹杀死疏勒王成并立龟兹人兜题为王同年。
此事后第二年，班超率三十六人继续向疏勒前进。
后来，我们乘坐吉普车从喀什到和田（即从疏勒到于阗）大约花了十五个小时，而六十年前的大谷探险队乘坐驼队用了整整十八天。那么这条路班超走了多长时间呢，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有可能走近路）。
班超派部下田虑去劝降兜题，兜题并未理会。田虑乘其不备，劫持了他。在众多下属的护卫下，国王竟被轻易劫持，众人不禁愕然。当时兜题属下如何反应，《后汉书》记载如下：
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
这种危急时刻狼奔狗窜的样子，简直是斯文扫地。但是想来，大概因为国王是外国人的缘故吧！他们不知道这位强入为主的国王将来是被绑是被杀，也许他们更期望将其杀死才能大快人心吧！
后来，班超将疏勒前国王兄长之子忠立为疏勒新王，疏勒国内一片欢腾。
疏勒新王忠及其大臣都希望斩杀兜题，但班超并未同意。出于扬威立信的考虑，班超将兜题放归了龟兹。
班超出使西域后，就任自王莽以来被废止的西域都护一职。不过，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四十八岁的东汉明帝驾崩，忙于皇帝大丧的汉朝无暇管理西域事宜。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匈奴便趁机兴风作浪，再次发兵南下。仰匈奴鼻息的焉耆和龟兹也开始攻杀镇守西域的陈睦。
洛阳城内，年仅十八岁的章帝即位。由于担心班超在西域孤军深入，所以在匈奴进攻西域南路以前，急诏班超班师回朝。
身在疏勒的班超接到皇帝诏书，不得不由南路返回洛阳。汉朝将领还朝后，疏勒将会怎么做呢？班超疑虑重重。由于这里是集市，当地人并无尚武精神，若龟兹来攻，断然无抵抗之力。于是班超上奏：
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自刭。
汉使若去，这个国家恐怕会被龟兹所灭，亡国之期不远矣。而且龟兹来攻，将首攻亲汉派。也许是想到了这些，其都尉才做出了这样刎颈以早死的举动。
班超归朝途经于阗，王侯以下莫不号啕“汉使如同父母，安忍弃子而去”，以此不断挽留。他们甚至抱着班超的马蹄，不肯让其离去。
对此，班超深受感动。虽说朝廷传来诏令，但西域远隔千山万水，具体情况朝廷岂能详知？因为班超相信自己能够维系西域如今的大好局面，如果回到洛阳，要想再次经略西域将是难上加难。此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岂不是对国家最大的忠诚吗？于是他决定抗命。
班超调转马头，回到了疏勒。
其实在班超离开之后，疏勒国就响起了归降龟兹的声音。他一到疏勒便立即肃清了主张投降的势力。
此后三十年，班超一直留在西域。他率领疏勒、于阗、康居、拘弥之兵，先攻姑墨的石城，后攻莎车。进攻莎车的时候，以龟兹为西域盟主的亲匈奴派率领五万大军前往支援，但班超略施计策就将其击退了。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任西域都护。也许是遭到了鲜卑和丁零部族的压迫，此时的匈奴实力急转直下，在这种背景下，受其羽翼庇护的龟兹也归降了汉朝。
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都护班超率龟兹、鄯善等八国共七万大军进攻焉耆，而焉耆就是当时攻杀原西域都护陈睦的罪魁祸首。
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
这是一场复仇之战。焉耆王首级随后被送至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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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到三国鼎立，以及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了持续两个半世纪的纷乱割据时代。
《三国志·魏志》有关于倭人，即日本人的详细介绍，却没有关于西域的记载。不过，在20世纪，其相关资料却可散见一二。比如在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等国遣使来洛阳进献方物，同年，魏在当地设立戊己校尉（西域驻屯军长官）。
《晋书·四夷传》中关于西域只列举了焉耆、龟兹、大宛、康居和大秦，并未有喀什的只言片语。不过从出土的木简来看，似乎有所收获。从这个出土于楼兰遗址的残缺不全的木简上，能辨别出：
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
由此可见，西域诸王都被晋朝任命为“侍中大都尉”，而什王（疏勒王）自然也会佩戴晋朝的印绶。
五胡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先后有五个以“凉”命名的地方政权出现，分别是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其中，后凉王吕光曾经是前秦部将，他当时也曾招降焉耆，攻陷龟兹。将身处龟兹的高僧鸠摩罗什带到中原的，正是这位声名显赫的大将军。
《魏书》记载，北魏高宗文成帝（公元452～465年在位）末年，喀什王曾献上释迦牟尼佛袈裟。高宗不信，随即命人将袈裟放入火中炙烤，然而烈火燃烧一日，袈裟丝毫未损。
“不愧是佛门至宝。”高宗不禁心生敬惧。
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北魏派大将万度归征战鄯善，鄯善王真达遂即投降。三年后，北魏又展开了对龟兹的征讨。
这个时期，西域除了丝绸之路大放异彩之外，“佛陀之路”也彰显流光。中原的持续动乱促发了人们追求平安的愿望，佛教便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开来。后来，人们内心对佛教的憧憬愈加浓烈，他们大都对经由西域传来的佛典满怀期待，对高僧大德翘首以待。更有甚者，竟有中原僧侣远赴天竺求取佛典、学习佛法。
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他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取经僧。他从于阗经子合国（叶城），又从竭叉（塔什库尔干）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当时喀什就在眼前，但法显最终并未涉足。
百余年后，北魏使节宋云和佛门弟子惠生同往天竺。他们仍旧是经过塔什库尔干，并未取道喀什，到达天竺时已是公元518年了。
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喀什曾到长安朝贡。对此，《隋书·西域传》有明确记载。
读《大唐西域记》，三藏法师玄奘从天竺回归长安途经喀什的事情最能吸引我的眼球。我想，玄奘从长安出发时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归来经过喀什时应该是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史料记载，喀什曾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向大唐王朝进献名马。
那时，喀什王姓裴，娶突厥可汗之女为妻，此事可见《新唐书》。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裴国良不远千里来到长安，唐王朝授其折冲都尉印，加赐紫袍、金鱼（黄金制鱼形饰品）。
唐朝在处于西域要塞的龟兹、于阗、焉耆及疏勒四地设都督府，即安西都护府，统辖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驻地位于龟兹，因此，喀什就成了唐朝经略西域的重要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