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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西：东西方3000年》第51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由于库车河季节性涨水时很难通行，有时只能到西河看看。据说比我们一行早两个月的樋口隆康先生就没到东边的库车河畔。我们十月份到这里正好适逢枯水期，所以乘坐的小汽车轻而易举地便穿过了库车河。在参观完回去时却不幸陷入河中动弹不得，幸亏同行的吉普车用绳索牵引我们的车，才得以脱险。
我们所看到的西河周边地势开阔平坦，发展空间无可限量。但东河对面还有一条河流，两河相夹形成地理位置上的制约。依我看，苏巴什古城并非是因为扩张而形成的两座佛教城市，而是刚开始营建的时候就横跨了库车河两岸。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如此安排呢？我想这是支配水流的需要吧。
在西域，有水就有了一切。没了水，人们就得离开原来的土地迁往别处安居。除河水外，那种通过人工水渠收集高山融水的“坎儿井”也有很多。据说古时候，这里的人有了钱就会投资修建坎儿井。有钱人一般既是地主又是“水主”，而贫苦的农民只有将仅有的一点儿钱拿出来从“水主”那里买水。如果说大寺院同时也是“大水主”，那么他们修建“跨河伽蓝”就不足为奇了。
在离苏巴什古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规模浩大的人工水渠。这条水渠并非像坎儿井那样埋在地下，而是用于灌溉农田，被称为“林基路大坝”。林基路是这条水渠的督造者，广东省台山县人，年轻时曾留学日本，1938年归国后赴任新疆。他出生于1916年，当年主持修建这条水渠时刚满二十二周岁。后人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条水渠。他在新疆工作了五年，于1943年受刑而死。
当时，盛世才在新疆几乎手握独裁大权，因为有苏联在背后撑腰，他一手遮天。当纳粹德国以势如破竹之力横扫苏联时，盛世才觉得苏联将难以依靠，于是对国民政府的态度由蔑视对抗变为百般讨好。为了向国民政府表达归顺之心，他派人将驻守新疆的三名中国共产党干部逮捕杀害。这三人分别是陈潭秋、毛泽民（毛泽东之弟）和林基路。
乌鲁木齐郊外有一座烈士陵园，三位烈士的墓碑赫然屹立其间。墓志由董必武题写，每个人的生前事迹都分别由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蒙古语四种文字写成。这样的安排也充分体现了新疆的文化特色。
在新疆期间，共产党员林基路致力于将“大水主”手中的水收回到政府手里，然后由政府统一调配给农民。林基路大坝就是为了不让水渗透到地下，特意用石头铺设而成的水渠。
在维吾尔语中，“Su”为水，“bashi”为“头”。“Subashi”（汉语为苏巴什）这一地名在新疆随处可见，意为“水源”。从塔什库尔干越过帕米尔通往喀什的路上，有海拔四千七百米的苏巴什山，翻越者必须体检合格后方可通过，以防高山缺氧。
玄奘所说的“昭怙厘伽蓝”自古以来都是重要的水源地，这一点从寺院跨越河流两岸便可知晓。我觉得寺院的水源应该和它旁边的林基路大坝一样，多数情况下都是向民众开放的。佛教之人讲究慈悲为怀，这么做再正常不过了，只不过我对自己此次的推测不十分自信。
西河水中的巨塔还残留着依稀可见的壁画，这一点我前面已经提过，但在1978年的时候，有人在这座塔的下面发现了古墓。据说墓穴当中有木质棺架，棺架上摆放着一副双重棺椁。当然，我们到的时候墓中之物早已被搬离，看到的只是空空的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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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架的木材被送到了北京的一家科学院，经过科学手段研究证实，古墓距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也就是说这座古墓早于唐代，在北魏以前。
棺内的尸骨头枕北腿向南，几乎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但墓主人的身份却无从知晓，有可能是建造这座塔的和尚。由于墓室窄小寒酸，也有可能是为祭祀巨塔落成而被活埋在水下的人的墓。颇为引人注意的是，死者的头盖骨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头盖骨因前后受到挤压而呈扁平状，并非死后外力所致。如果是死后才受到挤压，那么头盖骨就会破碎，很明显，生前就已如此，就是在头骨还比较柔软的幼儿期就受到木片之类的东西前后夹封，是一种人为的畸形化。这可是一大惊人发现，因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库车的某种风俗就有所记述：
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 也。
“匾㔸”即扁平状。这真是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风俗。此外，中原地区从宋代开始就让女子用布裹足，也算是奇事一件。难道是将头前后夹封后的扁平模样更能体现气宇轩昂？玄奘不仅提到了库车，喀什也是如此。在到这座古墓之前，西域地区的相关史料或者实物无法印证这样的风俗是否存在。库车有数百座石窟，石窟中的壁画更是不计其数。壁画中的人物都穿着库车当时的衣服，体现出一种写实的风格，但却没有一个头部畸形的画像。就连在超强立体感的塑像中，也没有发现这样的特例。这种习俗其实也并非玄奘亲眼所见，而是采信了当地的传闻，以至于后世怀疑这种奇习是否真的存在。然而，这座古墓的出现，彻底证明了玄奘记载的真实性。
离龟兹古城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伽蓝都市，和王城保持了不远不近的距离，这让我想起了平城京和比睿山延历寺的关系，或者说这体现了一种王佛分离（即王道和佛道分开）的关系。
僧徒清斋，诚勤励。
对于这里的僧侣研习小乘佛教并严守戒律的情形，玄奘给予了肯定。
苏巴什古城的维吾尔语写作“SUBEXI KONA XӘHIRI”，但玄奘并没有将其称之为“城”，而是以“伽蓝”之名谓之。《大唐西域记》在讲述完这座伽蓝的故事后，紧接着又说了“大城西门……”要知道，这里的城并非是指苏巴什古城，而是库车的国都。
据说大城西门外路两旁都有佛像，其高九十余尺。唐代的尺和现在的尺相差无几，那么当时的佛像就应该有三十米左右。敦煌莫高窟有两尊弥勒菩萨像，其大小与之相仿。但敦煌的佛像在石窟里面，而玄奘所说的库车西门外的巨型佛像没有堂宇，直接展露在道路两旁。据说当地每五年举行一次大施会，会场就在路旁的佛像前。
在举行大施会的时候，九十余尺的佛像是如何展露呢？玄奘并没有写明。不过，从佛像的整体高度来看，一定十分雄伟壮观。也许还有金箔、银箔及各种彩色料子装饰其上，让人叹为观止。
克孜尔千佛洞的第七窟前曾经立有佛像，如今只有脚踝部分保留了下来，而且多数时间都埋在沙中。但从脚踝大小判断，完整的佛像即便没有数十米高，也要比普通佛像大许多。
如今漫步在库车县城周边，昔日佛教王国的面影早已荡然无存，天山南路的晴空下，只有屹立在库车大寺的伊斯兰寺院中的塔。
《大唐西域记》中说：
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
所谓会场，就是刚才提到的五年一度的大施会会场，有大佛像矗立其间。关于“阿奢理贰”这一寺院名，玄奘只是作注说“唐言‘奇特’”。
其实，“阿奢理贰”应该是梵语“āscharya”的音译。翻开词典，英语解释为“matter of wonder”，意思即汉语的“奇特”。那么这座“奇特寺”具体在哪里？玄奘只是概括地说在会场西北，渡河可至。据后世学者多方考证，认为它在库木吐拉千佛洞对岸。
在那里，有烧毁后残留的遗迹。保罗·伯希和还在那儿发掘出了书库，获取了大量婆罗米系文字的书籍。从库车去奇特寺确实得渡河，但行进方向并非是龟兹古城西北，而是正西。会场在西门外路，所以还得往南走。所经之河名为渭干河，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西川河。奇特寺建在渭干河西岸，如今早已化成了废墟。
庭宇显敞，佛像工饰。
寺中的庭院和堂宇宽敞明亮，佛像装饰精巧。对此，玄奘做了专门记录。不过昔日的鲜亮已经无法再现，留存下来的只有保罗·伯希和从地下发掘的古籍。与之相比，东岸悬崖上的石窟群却很幸运。
需要补充的是，库木吐拉千佛洞中的“库木吐拉”一词系维吾尔语译音，意为“沙漠中的烽火台”。在西域回纥化（或者说维吾尔化）之前，库木吐拉应该有对应的吐火罗B系语名称，或者作为佛寺它还有梵语叫法。因为玄奘只提到了渭干河西岸的奇特寺，却忽略了东岸的石窟寺，所以如今这一切只能凭空猜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