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页
《一路向西：东西方3000年》第52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库车县城西边三十多公里处的库木吐拉千佛洞有一百六十个石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紧邻渭干河，在河水泛滥时，低处的石窟会被淹没。因为离千佛洞不远的渭干河上游修有大坝，所以千佛洞附近的水位要比古时候高出许多。1976年，渭干河河水泛滥，冲坏了多座石窟。对此，中国政府于次年斥资三百万修建了防护堤。
据推测，库木吐拉千佛洞中的第二十四窟和第四十六窟建于南北朝，即公元5世纪，是众多石窟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两个。
由于第四十六窟位置较高且地势险要，所以才没有被破坏，成为库木吐拉千佛洞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个。1978年，相关部门修建了专门的参观道路。那座洞窟中，有我十分喜欢的交脚菩萨画像。画像中，菩萨的胳膊只勾勒出了三分，颇似近代西洋画中的立体主义。
龟兹往事
0 1
玄奘并没有记载库木吐拉千佛洞的事迹，但库木吐拉千佛洞却留下了玄奘的印记，因为据说“唐僧”曾到过此地讲经说法。
在西域，要说起唐僧，大家都会想起玄奘。为了等待天山上的冰雪消融，他在库车待了整整六十天。据说当时的库车境内也有数十名高昌人修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寺院，玄奘就住在那里。大概是因为他觉得小乘寺院非己所长，而高昌人建造的大乘寺院才更适合自己的缘故。这里所说的高昌人就是汉人。
从第六十八窟到第七十二窟，五座洞窟由回廊连成一个整体，当地人称之为“讲经堂”，据说是玄奘讲经的地方。
这五座洞窟周围的布置和喀什的三仙洞十分相似，洞窟前似乎曾建有堂宇。方形的石孔分布在石窟周围，也许就是搭建的讲台，善男信女坐在台上，便可专注地聆听玄奘的讲释。当时的佛教圈通用梵语，那么，玄奘到底是用汉语弘法，还是用他擅长的梵语讲授，我们也只能揣测一二。
在第六十九座石窟的正面，“法轮常转”四个汉字勉强可以辨认。第四十二座石窟中除了有“南无□殊□利菩萨”（□代表残缺）几个汉字外，还有一些我们无法识别的龟兹文字。
唐朝立国之际，龟兹王遣使入长安庆贺。那时派遣使节并非是一种臣属关系的表现，而是想保持睦邻友好。
玄奘在离开天山南路的两年后，高昌王鞠文泰亲赴长安。他是汉人，所以国内民众对他前往中原并没有反对。同年，即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据史料记载，库车曾向唐王朝进献骏马，这大概也是托高昌王所为的吧。据唐朝文献记载，当时的西域诸国都想通过高昌王“遣使入贡”。唐太宗本想应允，但宰相魏征以“不以蛮夷劳弊中国”之言劝谏，太宗只得作罢。
只是高昌王一人前来，唐朝朝廷就会花费大量钱财。虽然入朝者会带来贡品，但唐朝会回赠多于其数倍的财物，以彰天朝大国之繁荣。此外，每个随行人员也会收到赠礼，所以魏征觉得不应为塞外蛮夷劳民伤财。若入朝者有十国之多，其随行人员必有千余人。西域诸国若入朝献贡，一国随员就有百十人，这是普通定制。如果是商旅往来的话还好，但招待来使确实靡费过甚。况且大唐立国不久，民生多艰，不应以此来撑起国家的体面。唐太宗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接受了魏征的谏言，拒绝了西域诸国遣使入贡的意愿。
鞠文泰之父鞠伯雅于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入朝，受到了隋朝的隆重款待。所以虽然唐朝依据当时自身的国力对鞠文泰礼遇有加，仁至义尽，但和隋朝的礼遇比起来依然有天壤之别。
鞠伯雅入隋，是在日本使者持国书（国书开头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来中国朝见的前一年。
当时的隋朝正值隋炀帝当政时期，朝廷上下奢侈成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召集外藩诸王、首长齐聚洛阳端门街，欣赏盛大的杂耍表演。据说当时整个会场方圆八公里，从晚上到第二天清早一直灯火通明。坊市里的商品堆积如山，就连卖菜者的坐垫都是精美的龙须席（用龙须草编织而成的席子），街旁的风景树装饰着丝绸，在酒肆用餐也不用花钱。
对于用餐不用花钱的事情，衙门特意做了提醒，以此来向外邦炫耀隋朝国力之雄厚、谷物之充盈。其实在这些外邦骑马或坐轿来到洛阳之前，他们也看到过许多苍凉之景，洛阳的流光溢彩遮挡不了艰辛岁月中的贫苦大众，用丝绸包裹的景观树也掩盖不住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饥饿百姓。
虽然外国的酋长、使节都看穿了为这种演出所做的太平粉饰，但他们依然对隋朝倾力铺张中展现的国力敬畏由衷。回国之后，他们将隋朝令人惊叹的繁华景象传达给了国人。
二十年后，鞠文泰来到了唐朝国都。由于唐朝初期实行与民生息的简朴务实之策，所以他并没受到想象中的盛大礼遇，大唐的境况显然和他父亲口中的隋朝差之千里，也和当时跟随他父亲远赴朝阙的侍从所说无法相比。
“唐朝国力落后隋甚多矣，大可不必在意。”
鞠文泰心想。但是对于隋亡的原因，他却似乎充耳不闻。
十年后，高昌和西突厥结盟袭击了焉耆。虽然鞠文泰知道焉耆和唐朝的关系，但依然断定唐朝尚无实力向西域派遣远征军。然而注重实效而轻视浮华的唐朝在十年间到底积蓄了多大的力量，鞠文泰却一无所知，这注定了高昌即将面临悲剧性的命运。
高昌灭亡后，唐朝在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对其实行直接管辖。这样一来，焉耆的内外情势就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之前两国曾亲密无间，但由于高昌灭亡后唐军势力扩展到吐鲁番一带，焉耆开始对此感到惴惴不安。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也面临同样的境遇。
因为焉耆国王之女嫁给了西突厥重臣之弟，焉耆也相当于攀附上了另一个超级大国。为了强化和西突厥的同盟关系，焉耆甚至决定停止向唐朝纳贡。这种苗头被安西都护郭孝格发现，他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亲赴长安建议朝廷采取强硬措施。
对于臣服大唐还是依附西突厥，当时的西域各国基本都分成了水火不容的两派。焉耆因国王之女嫁到了西突厥，所以自然形成了一股亲西突厥势力，与之对立的是国王之弟颉鼻叶护和栗婆准等代表的亲唐派。后来亲西突厥派占据上风，亲唐派骨干担心受到迫害，被迫逃亡到唐军管控下的安西都护。看到这种情形，唐朝中央断定焉耆国内已经发生内讧，于是接受了郭孝格的谏言，决定出兵征讨焉耆。
0 2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郭孝格率军攻破焉耆，国王突骑支被擒，夫妇一同被送往洛阳。那一年，玄奘正在回国路上，正行走在西域南路的和田或者楼兰一带。
此时，龟兹承担了焉耆的后援工作。因为龟兹国内的亲唐势力微弱，西突厥的影响十分强大，龟兹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西突厥的属国。龟兹王派兵支援焉耆和唐军的战斗，唐朝和龟兹的关系也急剧恶化。
焉耆灭国过程中经历了诸多繁复的插曲。郭孝格俘虏了焉耆国王突骑支后的第三天，西突厥援军进入焉耆。郭孝格扶植亲唐的栗婆准代为摄政，但在西突厥的兵势之下，失去了援助的栗婆准政权也成了昙花一现。西突厥又随即选择了听命于自己的阿那支为王，并将栗婆准送往龟兹。栗婆准和龟兹国之间似乎曾有过什么过节，不久便被处死。
龟兹处死了亲唐派的栗婆准，唐朝和龟兹的关系因此雪上加霜。不过，唐朝此时正忙于征伐高丽，唐太宗御驾亲征，所以并没有立即发兵龟兹，也根本无暇顾及西域事宜。
其实在这期间，龟兹国内一直战战兢兢。三年后的公元647年，龟兹国王苏伐叠去世。他曾向唐太宗进献宝马，也曾在玄奘进入该国时热情相迎。对于苏伐叠，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评价如下：
智谋寡昧，迫于强臣。
也就是说他智谋短浅，为人暗弱无能，常常被实权派大臣所左右。
龟兹国以前王苏伐叠之死为契机，谋求缓和与唐朝的对立关系，所以将一切罪责都推到了已故的苏伐叠身上。同年，龟兹二度遣使向唐入贡。龟兹政权的继任者未免过于天真。高丽之战结束后，唐朝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并整合安西都护郭孝格所辖将兵，总计十万大军，讨伐龟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