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心理学领域掀起了一场认知革命。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是对人类非理性的认知误区的研究，诞生了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我的博士生导师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E.Nisbett）教授，也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这样的心理学大潮的影响下，我一直相信，帮助人类提高自己的理性和认知能力才是心理学应该追求的主流方向，所以我的主要研究兴趣一直是人类的高级认知，例如因果关系、虚假相关、价值观与行为不一致性、违背逻辑的“辩证思维”，以及文化对这些认知过程的影响等。
1976年，塞利格曼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出版了《习得性无助：沮丧、发展和死亡》（Helplessness: On Depression, Development, and Death）一书。1978年，他与琳恩·艾布拉姆森（Lyn Abramson）和约翰·蒂斯代尔（John Teasdale）一起，重新系统地阐述了习得性无助感的理论模型，并发现人是有习得性无助的：当坏事发生后，那些觉得做什么都不能改变自己困境的人往往会陷入心理上的无助境地。所以，塞利格曼早期享有盛名的工作主要是关于习得性无助、抑郁、悲观主义等负面情绪的研究。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美国应用与预防心理学会授予了他终身成就奖。
正是带着这种宗教般的激情，塞利格曼变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奔波于世界各地，不断向各种基金会、董事会、心理学同行、非专业团体，尤其是普通公众表达他的见解，介绍他的研究，推广积极心理学。在长达30年的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他发表了40多篇论文，撰写了5本畅销书——《活出最乐观的自己》《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真实的幸福》《教出乐观的孩子》《持续的幸福》，用精辟且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宣传他的理念，用独创和令人信服的新概念赋予了传统智慧新的意义。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了第一个应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生培养项目，领导建立了国际积极心理协会和国际积极教育联盟（IPEN），并将积极心理学引入企业、学校、医学界、军队和政府部门。 在他的领导之下，积极心理学已经成为心理学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三个国际积极心理学学术杂志也相继诞生，包括《幸福研究杂志》（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积极心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幸福评估杂志》（Journal of Well-Being Assessment），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投身这一领域，发表了数千篇学术研究论文，出版了上百本关于积极心理学的图书。
心理学界对负面心理的加工强势效应一直怀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也被很多研究证实，例如，我们更容易记住未解决的问题、遇到的挫折和痛心的失败，以及没有得到的金钱、地位、爱情和快乐。2019年，心理学家约翰·蒂尔尼（John Tierney）和罗伊·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在专著《坏的力量》（The Power of Bad）中，总结了这方面的大量研究。还有不少人把“幸福”看成“愚蠢”的近义词，认为一谈论幸福就显得人肤浅没有深度，毕竟悲观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根深蒂固，门徒众多，大多数人相信，悲伤、痛苦、愤怒产生智慧，快乐则让人愚蠢。塞缪尔·约翰逊的结论是：“我们不是为幸福而生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坚持认为，在人的内心深处，侵略性和冲突性是本质，幸福是不存在的理想。
心理学家的书架上通常都有一本《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这本书列出了人的各种精神疾病的种类。但塞利格曼觉得，为什么不能写一本人类心理的“健康手册”？为什么不能有关于人类美德的分类呢？从2000年开始的3年时间里，塞利格曼和他的团队仔细研究了从孔子和苏格拉底到惠特曼和弗洛伊德的文章，以及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最终编撰了一本814页的百科全书，书名是《性格优势与美德》（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书中列举了智慧、勇气、人性、正义、节制、超越等六大核心美德，以及24种性格优势。其中的优势包括勇敢、谦虚、坚持、活力、好奇心、社会智慧、灵性、领导能力，以及专家们经过多次辩论后认同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