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票当选APA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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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勒的电话。”蓓蒂说，打断了我的回想。
“你当选了，马丁。你不但当选了，而且票数还比第二名多了三倍。这次投票人数比往年多了两倍，你赢得的票数是APA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我很惊讶自己居然当选了，但我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拟出施政大纲，然后找到同意我理念的人来帮忙执行。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预防”（prevention）。大部分采用病理性模式的心理学家都注重治疗，当患者的问题变得忍无可忍时才去帮助患者解决问题。NIMH所支持的科学非常强调“有效性”（efficacy）——不同药物、不同治疗方式的有效性，希望能结合病症找出最适合的治疗法。但是我认为治疗已经太晚了，我们应该在这个人还正常时就开始预防病变的发生，如此可以避免以后太多的眼泪。20世纪公共健康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治愈虽然还没有把握，但预防却非常有效。我们见证了助产士洗了手，产褥热就能减少很多；打过预防针后，小儿麻痹症就绝迹了。
我们能否找到年轻人的心理预防机制，使他们不会患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或吸毒呢？我过去10年的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我发现教导十岁的孩子乐观思考和乐观行为的技巧，可以将他们在青春期之后患抑郁症的概率减少一半以上。我在《教出乐观的孩子》中很详尽地介绍了这些方法。所以我想“预防胜于治疗”，推广预防的好处及提升其在科学与实践中的重要性，应该是我做主席时所要推动的主题。
够了，治病救人
6个月后，我在芝加哥召集了一个预防工作小组，开了一天的计划会议。12名委员中的每一个人都提出了他们关于精神疾病的预防方式，这里面很多都是相关领域中最有名的人，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的演讲令我觉得无趣。问题不在预防的重要性或是预防的价值，而是心理科学怎么这么无趣，又把病理性模式拿出来套，把那些有用的治疗法提前一点用在有患病危险的年轻人身上就成了预防。这些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有两点理由使我很难继续听他们说下去。
第一，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些治疗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的方法，不能告诉我们如何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要想预防精神疾病就必须从了解和培养年轻人的优势、能力和美德入手，例如让他们对未来充满期望和希望，并教会他们应对之道，增加他们的勇气、信心和敬业的态度，这些优势的锻炼才能保护孩子在遭受苦难时不会出现精神障碍。
假如我们教导一个属于危险人群的小孩学会乐观及充满希望的技巧，我们就可以预防他得抑郁症。年轻人是吸毒的高危人群，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里，贩毒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将精力花在打球等运动方面，并且在工作上具有敬业精神，那么他们就不太会受毒品的诱惑。但是用这些优势来抵抗压力并不符合病理性模式，因为病理性模式只能修补损坏，而这些人在早期并未发病，还不属于患者。
第二，他们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你能给有患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风险的孩子注射氟哌啶醇或百忧解来预防吗？这样的科学计划只会吸引那些因循守旧的人。一门新科学需要年轻、聪明、有原创力的科学家加入，历史上真正的科学进步都是因为有了新鲜血液的加入。
当我走出旋转门时，一个最反对旧制、主张破除因袭的教授对我说：“今天的会议真是无聊透顶，马丁，你应该让一些有新见解的学术骨干加入这个工作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