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赢即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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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缺乏幸福感的最深层的一个心理原因还在于美国法律已经慢慢变成了非赢即输的赌博。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14)把行为分成两种：一种是本身有内在的好目标，另一种是以营利为目标。例如，运动员是以竞技为目标，教师教书是以教化为目标，医疗是以痊愈为目标，友谊是以亲密为目标。当把这些推向自由市场时，这些内在的好目标就逐渐变质了。尽管晚上看不清楚球在哪儿，但夜间棒球赛能卖出更多的门票；教书育人已让位给制造学术明星；治病救人变成了经营医院；友谊变成了“你最近对我有什么好处”的考量；同样，美国法律也从公平正义开始走向唯利是图。

如果职业能与内在崇高的目标相配合，就会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老师与学生一起成长，成功治愈患者对医患双方都有好处。由于过于注重最终效益，医院经营者缩减了治疗精神疾病的经费，很多医院对慢性病患者表示不欢迎。明星学校给明星老师优厚的工资，而将其他老师的工资降到生存线之下。硅胶隆乳官司使道康宁公司（Dow-Corning）赔了几百亿美元，最终关门倒闭。

在第3章中，我提出积极情绪是双赢局面的助燃剂，而消极情绪，如愤怒、焦虑和悲伤则会开启非赢即输的局面。由于律师的工作变得比较倾向于非赢即输，所以会经常出现消极的情绪。

这种状况不可能因为我们希望它消失便在法律行业中消失，这个法则正是美国司法系统的核心。从法律角度上来看，一边赢就等于另一边输，竞争是白热化的，律师也因此被训练成野心勃勃、判断力和分析力很强、聪明冷酷的人，这种训练自然会产生抑郁、焦虑和愤怒。

对抗律师的不幸福

积极心理学发现律师缺乏幸福感的三个影响因素是：悲观、有责无权和夹在巨大的非赢即输、你死我活的情境中。前两项因素有解药。我在第6章中谈到悲观的解决方法，我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也详细列举出有效对抗灾难式思维风格的方法。对律师来说，比较重要的是普遍性这个维度——把悲观过度适用到法律以外的地方。我的方法可以教律师在个人生活上多运用乐观，而在职业上保持悲观的态度。现在已有非常多的证据显示，我们可以在团体中传授弹性的乐观（flexible optimism）。如果事务所和学校愿意去试试，我相信年轻律师的表现和士气都一定会有所改善。

至于有责无权的问题也是有解的。我知道压力在律师行业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扩大决策范围会让年轻律师满意度提高，更有生产力。有一个方法能让律师拥有更多自主权。20世纪60年代，沃尔沃汽车公司解决了生产线上出现的同样的问题，公司提供给员工选择权——在团体中合作造一辆车，或是在生产线上生产同样的某个零件。结果，合作完成一辆车的工作更有成就感。同样，年轻律师也可以被介绍给当事人认识，使他们对案情有全面的了解，资深合伙人带领资质浅的年轻律师，让他学习，参与讨论。许多大的律师事务所现在已开始这样做了。

最后，法律体系的本质是很难有解药的，打官司时的消极情绪，对质时的焦虑和压力，尽可能增加计费小时数，以及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尽量为当事人争取利益”的“职业道德”。我认为个人突出的优势或许可以使法律既保留裁决的传统，又不会让律师陷入不幸福。

当一位年轻律师进入事务所工作时，他不仅要有法律人的谨慎特质以及律师的伶牙俐齿，还得具备一套突出的优势。从目前律师职业的情形来说，这些优势也许没什么发挥的余地，而且即使你可以用到它们，你所面临的情境可能也不是发挥你的优势最适当的情境。

每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老板，都应该找出手下人的优势。如果能让他们把优势施展开来，死气沉沉的同事立刻会变得生龙活虎、精神百倍。请一周保留五个小时作为“发挥个人优势的时间”，尽量给员工分配能施展他们优势的任务。

莎曼珊的热情：热情在法律上本来是没有什么用的，因此老板决定，除了让她在法律图书馆中收集医疗纠纷的资料外，还让她去公关部门协助设计提升公司形象的广告与海报，因为她既有法律知识，又热情洋溢。

马克的勇敢：本来勇气在庭审时是很有用的一个优势，但马克的主要工作是写诉状，这样就白白浪费了这个优势。马克现在可以利用“发挥个人优势的时间”，与事务所中最红的辩护律师演练即将开庭的案子。

莎拉的创造性：创造性在律师事务所好像没什么用，因为法律讲究的是判例。但是当她把创造性与毅力结合起来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赖克在成为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之前曾是事务所的小律师，他赋予了一个陈旧的案例以新生命。他提出异议说，社会福利金不是权利，而是一种财产，所以他将法律导向他所谓的新财产理念，也就是说追讨程序也可以适用于福利金的欠款上。莎拉可以被派去探讨某个案子是否可以适用新的理论。

约书亚的社会智慧：社会智慧是另一个成天待在图书馆研究版权法的小律师不太有机会用到的优势。他可以利用与某个娱乐界大亨吃午饭的机会，将这个很难缠的客户搞定。不仅是生活中需要社会智慧，在合同关系中，很多时候客户的忠诚也来自好的人际关系。

黛西的领导力：她可以收集同事对公司的不满或意见，汇集后报呈给相关的大老板做参考。

法律领域也跟别的领域一样，可以将工作转化成事业。当你看完这些例子，并想把它们应用到你的工作中时，要记住两点：第一是在工作中施展突出的优势会得到双赢的局面。当黛西收集同事的抱怨和情绪时，他们会尊敬她，而不是担心她打小报告。即使大老板不做回应，但至少老板会知道士气如何，当然，黛西从这个优势的发挥中获得了积极的情绪。这带出了第二点，工作上的积极情绪与高生产力有正相关，积极情绪使员工不易见异思迁，对公司更忠诚。优势的发挥带来了积极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当公司重用你的优势时，你会更愿意长期留在这家公司。即使员工花了五个小时去做不能为公司赚钱的工作，但从长远来看，这五个小时会为公司赚更多的钱。

法律行业只是一个公司可以制定措施鼓励员工，将他们每天做的工作转化成更有意义的事业的例子。即使一项工作是非赢即输取向的，这也并不表示工作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就不能变成双赢的局面。竞争激烈的比赛或者战争都是非赢即输的，但双方都有很多双赢的选择。通过运用个人突出的优势去形成双赢的局面有很多好处，它能使工作更有趣，能将工作或职业转化成事业，能增加心流体验，能提高忠诚度，并带来实质性的获利。此外，当你对工作充满满意时，你就开始走上美好生活的大道了。

塞利格曼的解答

1　完成本章的工作调查表，你就知道自己所处的工作层次和工作满意度了。

2　你对工作不满意，无法感到幸福的原因可能是：第一，你是个悲观的人，会把坏事情归因到永久的和普遍的因素上。第二，你的工作有责无权，工作上的选择权很少，而压力却非常大。第三，你所处的行业背离了本身内在的好目标，而只顾赚钱获利，形成了你死我活的态势。

3　对员工来说，要提高工作的满意度，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如果你的工作需要悲观的人格特质，那么你可以练习在个人生活上多运用乐观，而在职场上保持悲观的态度。另外，你应该从事能发挥你突出优势的工作，做自己擅长的事才能有积极的情绪。对老板来说，如果工作压力无法改变，那请尽可能设计出能使员工有更多选择权的情境。在工作中发现员工的优势所在，做到人尽其能。即使竞争很激烈，也不要过于急功近利，双赢是正道。

我们的困惑

1．年幼时我与父母的关系会影响我和爱人的关系吗？有什么样的影响？

2．如何营造浪漫、持久的婚姻？

人是一个奇怪的物种，很容易将自己托付给一个很可疑的企业。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范博文（Leaf Van Boven）做过一个实验，实验表明人在做承诺时是多么不理性。范博文教授给学生一个上面印有学校校徽的啤酒杯，这个杯子在学校书店里一个卖5元，学生可以留下来自己用，也可以在学校拍卖时卖掉。他们也可以参加大拍卖，竞标一些价值差不多的东西，譬如买印有学校校徽的圆珠笔或校旗作为礼物送给其他同学。结果范博文发现学生不肯卖自己的杯子，除非别人出价7元，但是别人一模一样的杯子，他却认为顶多值4元。“拥有感”竟然可以增加物品的价值，这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这个物品的承诺。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智人（homo sapiens）其实不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我们不是根据经济法则进行理性交易的人。

上一章的主题告诉我们，工作不是劳动与金钱的简单交换，这一章更让我们看到爱不仅是感情的简单回报。工作可以是满意的来源，其重要性远远超过金钱带来的满足，它使工作变成了事业，展现了人可以做出深层承诺的能力，而爱又比这更进一步。

经济人法则认为人本质上是自私的，社会生活同样受到市场经营理念的规范，人们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当你买一样东西时会问自己：“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们如果预期得到的越多，我们的投资就会越大。然而，爱是进化过程中对这个法则最大的挑战。

请看一下“银行家悖论”：你是一位银行家，威利来向你借钱，威利有很好的信用，绝佳的抵押品，而且有光明的前途，所以你借钱给他。霍瑞斯也来向你借钱，他上次借钱因无力偿还，抵押品被银行没收，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押品，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前途黯淡，所以你拒绝借钱给他。矛盾之处在于威利不太需要贷款，但是他很容易得到贷款；霍瑞斯很需要贷款却借不到钱。在经济人主控的世界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通常得不到援助，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敢冒险借钱给他；相反，那些有钱人会更有钱。

我们都祈祷这一天慢一点到来，因为人都会变老、会生病、会失去金钱、失去权力。简单地说，我们都会变成一个不好的投资对象。为什么我们不会像因纽特老人一样被送到冰上去等死？为什么我们能一跛一跛地苟延残喘活在人间？这是因为很多无私的人在支持我们。爱是进化对银行家悖论的回答，感情使别人不能取代我们。爱显示人类的承诺可以超越功利的利益交换，爱嘲笑着人类自私的理论。没有一句话比下面这句更动人心弦：“从这一天开始，无论好坏、贫富、生病或健康，我都会爱你、珍惜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为了简单起见，在这一章中我将婚姻、稳定的关系、浪漫的爱统称为婚姻。从积极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婚姻非常有用。在对非常幸福的人的研究中发现，处在幸福程度前10%的人几乎都处在浪漫的关系中。很多调查都显示，结了婚的人比较幸福。在已婚的人中，有40%的人说他们“非常幸福”，而只有23%的未婚者这样说。在17个做过这类调查的国家和民族中情况都是如此。婚姻比工作满意、金钱或社群对幸福的影响都大。就如戴维·迈尔斯（David Myers）在他的《美国矛盾》（American Paradox）一书中所说：“事实上，没有什么因素比你的亲密、平等、互相忠诚的伴侣更能预测幸福了。”

抑郁症的情况正好相反，结了婚的人最少得抑郁症，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次之，以下依次是离过一次婚的、同居的、离过两次婚的。同样，情人分手或失恋也是最主要的情绪压力来源。当访谈者请人们描述“上一次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事件”时，一半以上的美国人的答案是失恋。现在因为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抑郁症的发病率也高涨起来。专门研究家庭的美国社会学家G.H.艾尔德（G.H. Elder）曾研究过住在旧金山的第三代移民的生活，他发现婚姻可以帮助人们抵抗不幸的打击。结了婚的人最能忍受贫穷、经济大萧条以及战争。也许读者还记得我在第4章中讨论过幸福的范围，结婚是唯一可以影响幸福的外在因素。

为什么婚姻这么有效？人为什么会结婚？为什么这么多不同的文化都有这个习俗？这些问题的答案看起来显而易见，但其实不然。研究爱的社会心理学家提供了可靠的答案。心理学家辛迪·哈赞（Cindy Hazan）告诉我们，爱有三种：第一种爱能给我们舒适、接纳与帮助，可以提升我们的信心，指引我们的方向，我们也会爱对方，最典型的例子是孩子爱他们的父母。第二种爱是我们会爱那些依赖我们为生的人，如父母对子女的爱。第三种爱是浪漫的爱——把对方理想化，将双方的优势和美德放大，缺点缩小。结婚真是个奇妙的安排，它使我们在一把伞下收获这三种爱，这使得婚姻历久不衰。

许多社会学家希望我们相信婚姻是社会和习俗所造成的契约和结构。我认为伴娘、宗教仪式或蜜月可能是社会建构的，但婚姻底层的架构则深远得多。进化非常注重繁衍后代，所以它对婚姻也会很在意。人类要成功地繁衍后代不能像有些动物一样仅靠快速的交配，然后父母就各奔前程。人类婴儿刚出生时尚未发育成熟，所以他必须得到父母的呵护，并学习生存之道。有父母保护的孩子才有可能长大成人，所以我们祖先中那些倾向于做长期承诺的人才有可能把基因传下来。所以婚姻是进化形成的，不是文化发展出来的。

有固定性关系的妇女排卵比较正常，而且一直排卵到中年以后，她们的更年期来得比较晚。根据已知的标准，父母未离婚的孩子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比父母离婚的孩子好。例如，父母都是亲生的学生留级的比例比跟继父母住的孩子少1/3～1/2。跟自己亲生父母住的孩子出现情绪障碍的比例也比其他生活形态的孩子少1/4～1/3。此外，在父母婚姻稳定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对未来的伴侣会有比较积极的态度，对维持长期婚姻关系也比较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