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点题后改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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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似乎正坠入失序混乱的深渊中。不单西方秩序面临分崩离析，就连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同样在不断的混乱中被问题拖着走。当下各种矛盾与纠结大多集中在权利诉求与权力边界上，而能收敛复杂世界和散乱人心的思想理论体系，要面向社会、普世、未来。法权、产权、特权的“三权分立”架构呼之欲出。
改革关键词：由释放到再造
之前中国改革以放权、创新为关键词：1978年是全面改革开放的起点，封闭的计划经济被打破，市场经济萌动，个体户、“小猫经济”集中爆发，农村生产队也有了自主权，农民有了经营自留地、搞家庭副业和从事集市贸易的自由，而有的生产主体利用已经松动的政治空气走得更远，甚至开始进出口贸易；1992年“画圈”坚定了市场化改革信心，全国涌现了“扔掉铁饭碗”的下海潮，站在市场经济整体形态的维度考量，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企业家阶层开始走向市场舞台，陈东升、郭广昌、冯仑、俞敏洪、胡葆森、黄怒波都是92派“士商”的代表；2001年加入WTO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中国企业炼成“低成本、低价强攻”的生意经而行商天下，同时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并且这一阶段互联网浪潮席卷国内，从四大门户到搜索再到社交化网络，网易、搜狐、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先后崛起；2013年自贸区改革使贸易制度和规则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变“正面清单”（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为“负面清单”（法不禁止则可行），大大拓宽了企业准入和业务创新的空间，发展转口贸易、离岸贸易意味着自贸区将在产融结合、贸易金融、航运金融等方面开辟新径。可见，改革上半场的基本精神是松绑和革新。
以“释放”、创新为主题词的前一轮改革确实释放了生产力，在这激荡40年里，中国的名义GDP上升了200多倍，新能源、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产业从无到有，笔尖钢、移动互联网、脑科学等领域赶英超美，可圈可点之处数不胜数，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远方的江河工程与高原“天路”，一直延伸至头顶星空。但是，这种以放为主的市场化改革也产生了一些社会无法消化、无法承载的后果：首先，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泡沫和过剩。市场化背景下，国内外市场的开拓、经济扩张预期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建设冲动，致使生产规模的雪球越滚越大。现在，不仅钢铁、水泥、煤炭、房地产等产业要经历挤泡沫的“阵痛”，而且连碳纤维、多晶硅、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也患上了“过剩症”，新旧动能接不上，经济只好由高速增长转向盘整。其次，加剧了贫富分化。体制转轨期各种劳动、税收制度的漏洞及官商寻租空间、廉价劳动力、优惠政策，都赐予了某些人丰厚的“制度红利”，加上市场经济以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造成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效应，成就了一批富豪，无门路、无资源、无技术的底层民众却愈来愈贫穷。中国首富的更迭基本上踏着改革逐次深入的步伐——乡镇企业崛起，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成为首富；互联网兴起，网易丁磊一飞冲天；对接国际产业链，张茵家族、梁稳根、王传福出场。铁打的土豪，流水的首富，在首富轮岗之中，中国底端25%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占比从18%降至1%，相应地，1%富人家庭财产占比却从2.5%飙升至33.3%，社会被严重割裂。更严峻的是，放开过度、创新过度还冲击社会维稳边界。泡沫堆积、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本身就时刻触动着大众敏感的神经，极易激起民粹主义情绪，一些创新还“节外生枝”，引起社会紊乱。
“群魔乱舞”，意味着放任式经济走到了头。其实，在中国向前发展的力量中，除了市场，还有一个重要主体就是政府。曾经，“市场化改革”这五个字在中国一部分人心中，是类似于信仰的神之存在，但如今，市场化放权揭开了其邪恶的面纱。市场这个魔法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就倒逼政府出手，一度趋软的政府力量再度趋强：房地产调控不等不看，从快从严；为规避“一放就乱”，地铁项目、保险牌照审批收紧；为保证有效供给，融资条件继续紧缩；为遏制P2P（网络借贷平台）“雷潮”，沪穗深苏紧急出手，严禁高管失联、网站关闭、运营停止；为防诈骗、防风险，中央银行下死命令，所有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为营造一个清朗的打车市场，从准入门槛到法规执行，全国多地严监管网约车……“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本就是中国模式，即便是“市场化放开大放异彩”之时，政府的力量也没有完全退场，只是相对弱化；现今，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猛，险将成为失控的野兽，和谐局面被冲击得一塌糊涂，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政府力量强化。政府收权与市场放权相互勾兑，政府与市场再平衡，走向大政府、大市场较佳结合状态。民众本以为改革就是放开、就是做加法，可现在政府又去收拢，宏调的举措又多起来，市场活动的空间不是按原来设想的拓展轨道在扩大，而是相对收窄了，人们难免会误认为眼下的勾兑是在破坏前期的改革成果。而实际上，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市场化改革若一如既往地向前走，恐将引发大规模的政经冲突。这时，停止走偏的脚步就是最大的进步。所以，政府管制不仅不是破坏前期的改革成果，反倒是巩固改革的历史成果。
用政府去勾兑市场，用政府收拢去对冲市场释放，能消除上一段市场化改革中的“毒瘤”，巩固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不仅要巩固成果，还要再造新经济环境。毕竟，政府调控直接为塑造新的经济环境做了铺垫，“大政府+大市场”共同发力，再造的新经济环境将呈现为：
（1）创新活跃，规则跟进。国内大部分的“创一代”企业目前都处于发展瓶颈期，虽通过几十年的打拼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苦于思维转变、技术和资源储备不足，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市场，亟须利用新时代新科技的“杠杆”能量，二次创业。因此，政府仍将鼓励大胆创新。但创新并不代表着无视规则，在规则的框架内灵活多变才既能与现代经济接轨，又能长远发展。鉴于此，政府将站在中立的立场制定规则体系，届时，泡沫、污染、欺诈、诱骗等现象都将收敛。
（2）去除特殊，公平竞争。制度红利、官商寻租时代已经过去，“潜规则”变“显规则”，因此，特殊利益、部门利益将丧失存在的土壤，公平、公开、公正“三公”原则将占据经济高地。
（3）服务归位，激发活力。政府回归本位，以高效的服务供给，外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激励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
（4）多元包容，创构生态。当下正处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叠加的战略机遇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迭现，并在一定区域内聚集，逐渐形成以共生发展为特征的生态网络。各地抓发展，项目为王，环境是金。
综上，市场化改革横冲直撞，市场的力量偏强，产生了失灵，倒逼政府登上前台，强政府现身，人们感受到“市场化改革销声匿迹了”“没改革了”，不过，这无法抹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意义。其实，市场的“放”走过头之后，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政府用“收”去勾兑，使得改革“进二退一”，改革“变了形”。而“退”是为了更好地“进”，经过这一“退”，再造出新环境，更能保证市场经济的高质、高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