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产业成功模式——建构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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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两弹一星”都造出来了，小小的芯片还搞不出来？无非是动用国家资源集中攻关而已。事实上“两弹一星”模式并不适合芯片。
一、“两弹一星”在一定意义上只需要解决有或无的问题——只要研制出来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资源是一次性的，一旦解决就能管几个年代。至于其性能，则并不是那么重要，尤其是“两弹”，无论什么量级都具有恐怖的毁灭力。可是芯片投入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且实验室成功、量产、时间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二、芯片产业遵循迭代加速的摩尔定律，芯片制程升级一日千里，国内本就落后一大截，也就意味着在摩尔定律的影响下，接下来我们还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台上与优胜者竞争。美、日等国的民用芯片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领先中国是事实，而且它们十几个月甚至几个月就会迭代出新产品。这也注定了中国将面临的是技术水平跟不上的恶性循环。
三、“两弹一星”研发的社会条件与当下截然不同。两弹一星的参与者素质都非常高，哪怕很少的工资收入也任劳任怨，代表了那个时代专家学者的一种境界，可现在大部分企业都要考虑盈利这个现实问题。
四、芯片产业相关度与军工产品截然不同。军工芯片对性能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对稳定性、可靠性及各种复杂地磁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太先进的商用芯片反而缺乏稳定性。可民用芯片的应用环境与之不同。
五、芯片产业需要市场份额形成自我造血，而不是一味国家投资。如果每一轮竞赛都依赖外部投资，财政扶持也好资本市场也罢，都将面临一个无底洞。因为要想扶植芯片发展，就意味着还要扶植与之相关的民用发动机、操作系统、仿真软件等产业，一个都不能少。可见，中国芯片产业并不适用“两弹一星”模式。
可为何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就能发展起来？2017年，借着大数据、云计算等需求的强劲东风，内存价格一路飙升，韩国单凭三星和SK海力士两家企业就控制了全球内存芯片80%的市场，三星更是一举夺下了英特尔把持25年的市场“老大”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但“江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台湾芯片厂商也在步步紧逼。放眼世界，也就只有台湾地区和美国能生产电脑芯片的“南桥”“北桥”和CPU，台湾在芯片代工、封测领域都赫赫有名，晶圆代工业产值占全球67.4%，联发科横扫大陆手机芯片市场，日月光全球“封测一哥”的位置无人撼动，台积电更是一枝独秀。在10纳米工艺上，三星抢到了高通骁龙845代工订单，台积电则轻松拿下了华为麒麟970和苹果A11两款芯片的代工订单，这让从未言败的三星岂能容忍？为了分食订单，三星率先将7纳米工艺引入EUV（极紫外）光刻设备，还向ASML一次性买了10台EUV光刻设备，而ASML一年的产能也不过才12台而已。台积电也不示弱，随后立即以“7纳米技术已量产，5纳米技术在路上”予以回击，两兵交战你来我往，让中国大陆愈发郁闷，原来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芯片这么厉害！
要知道早在1973年，借着中美关系趋缓、欧美石油危机的机会，中国就曾试图从欧美国家引入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7条3英寸晶圆生产线。这要比台湾地区早2年，比韩国早4年，当时二者都还没有电子工业科研的基础。即便到了1985年，江苏无锡的742厂也已经能够生产64k 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几乎和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可后来为何就硬是被二者成功超越，还被甩下这么远呢？先拿韩国来说，芯片产业从一片荒芜到“超常规发展”，其实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支持和企业的“死磕”。
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的经济建设重心开始向重工业倾斜，政府倾其所有国家资源，集合财团之力，扶植芯片企业发展，甚至为了芯片产业制定了“BK21人才战略”及强大的产权保护机制，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的高效融合，防止半导体技术泄露，逮捕产业间谍，维护知识产权。政府与财团的共同努力成就了韩国的芯片产业，也让“三星共和国”成为超越国家的存在。但特殊的政商关系和利益输送也让韩国总统成了高危职业，三星的伟大事业就伴随着无数政治家付出了丢官入狱的代价。而且韩国企业普遍拥有强烈的狼性文化，擅长在市场萧条周期进行逆向投资，硬是用资金将一大批半导体企业挤出了市场。
当然，“韩国芯”的崛起还有那么点“小幸运”，这源自美日半导体争霸及随后的政治调控。彼时，美国以反倾销、反投资、反并购等手段发起针对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反倾销诉讼案，而另一边计算机行业需求增长，导致全球市场上256k DRAM严重短缺。韩国政府恰好正大力支持发展半导体产业，三星等韩企也正致力于进军DRAM产业，再加上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这些企业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芯片产业定向扶植的首选对象。
再看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行业如此发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不受《瓦森纳协定》的技术压制，“起点都比大陆高”。当中国大陆只能采购到中低端的光刻机时，台湾地区的企业却可以自由使用最先进的高端半导体设备，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华为能自主研发出麒麟芯片，却难以完成自主生产，部分得归因于《瓦森纳协定》的技术封锁。当然，台湾半导体后天的开创式创新也是其崛起的关键性变量，就拿台积电来说，创始人张忠谋从一开始就敏锐地察觉到半导体设计公司和制造厂代工的分离趋势，且为了绕开成本和芯片专利障碍，当机立断创造性地把芯片设计与生产分开，专攻晶圆代工，并通过不断迭代新一代的制造技术，将芯片代工做到极致，从而奠定了台积电“晶圆代工一哥”的地位，也支撑起了台湾芯片产业的荣光。
不难看出，芯片产业是一个高度依赖生态的产业，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芯片产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内生优势”与“外部资源”的综合作用。同样基于对此种生态因素的综合考量，笔者将芯片产业的成功模式归纳为三个层面“四个要”，从宏观层面看，是“信息经济+迭代模式+世贸+大国博弈”的共同拉动。从最初IT行业大火，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芯片产业的突飞猛进无疑离不开信息经济的强势延续，以及信息消费的“煽风点火”。
但看看当时中国大陆的方正集团，自以为窥到了芯片行业的大好时机，也搞了一条价值60多亿的芯片生产线，本想大干一番，岂料刚开始出现盈利，这条花费巨资的生产线就因为技术的迭代升级面临淘汰，可见，芯片产业要成功光靠“抢风口”不行，还得跟上摩尔定律迭代的速率。毕竟，芯片制程工艺从微米到纳米，再从90纳米、65纳米、40纳米、28纳米一直发展到7纳米和未来的5纳米，一路上都在以远超“摩尔定律”的速度迭代着，一不留神，技术上就可能大幅落伍，巨额投资的生产线也很可能成为落后的产能。你以为搭上了信息经济的东风，也跟上了摩尔定律的脚步就能一往无前？错！芯片产业既然是一个生态，就注定了其成功之路上必然有着各种弯弯绕绕。就拿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来说，当初若不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的洪流，又恰好赶上大国博弈倒逼芯片产业推陈出新、定向转移的大好机遇，自身发展并非易事。
从中观层面看，是“企业+资本+市场+政府”的有效结合。日本与韩国依靠“政府意志+企业投入+技术引进”的崛起历史表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是在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企业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主动参与竞争的过程，缺一不可。要知道，国外芯片产品都是在几十年应用中经历了多轮试错才发展起来的，芯片的试错成本高（一次试生产可能花费几十万到几百万人民币）、排错难度大（有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亿只管子、十几个PAD需要排查）、专利还被巨头垄断，巨头们不但自身会使出多种手段惩戒后来者，甚至还组建产业联盟扼杀后来者。倘若纯粹以市场规律运行，公司难凭一己之力屹立不倒，故而仍需政府的鼎力支持。当年日本除了依靠“官产学”三位一体化的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抹平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还在贸易战略上通过提高关税、限制性配额、购买本土产品等保护本土刚起步的存储器企业。韩国亦如此，通过实行“殖产兴业”的财阀制度，由政府牵头投入重金对芯片产业进行技术攻关。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往往对半导体产业认识不到位，也不具备管理企业的经验和能力，必然少不了企业全力参与决策。由此观之，芯片产业若想成功，既要有企业的参与，又要有资本的投入，还要经得起市场竞争，更要有政府的支持。
从个人层面看，是“企业家+科学家+工匠+战略家”的一体化作用。换言之，芯片产业的成功者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既要有企业家的精神，又要有科学家的素养，还要有匠人的情怀，更要有战略家的眼光。一来芯片产业极其复杂，二是它对高精度与技术积累都有严苛的要求，三还得在世界博弈中经受市场的挤压和检验，不是仅凭一腔执着、单线思维或抱着赚快钱的趋利心就能走到底的。三星数次豪赌式的逆周期投资背后，是其对市场需求和竞争格局的精准把握，对速度与效率的极致追求，以及严格的问责制度。可以说是将企业家的敏锐嗅觉、科学家的孜孜不倦、匠人的昂扬斗志及战略家的果敢决断释放得淋漓尽致。反观中国，当初方舟的李德磊与倪光南没能扛起中国的芯片产业，如今华为的任正非与中兴的侯为贵、中星微的邓中翰与紫光的赵伟国，还有中微的尹志尧，也仍旧在芯片产业的道路上苦苦摸索、挣扎着。
综上，从芯片产业的成功模式可以看出，中国芯片产业不行不是哪一个因素、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机构就能主导支配的，而是受困于整个芯片产业生态建构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