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克洛岱尔的选择

保尔·克洛岱尔的选择一文创作于：2023-03-27 11:32:13，全文字数：18086。

据文学史的说法，保尔·克洛岱尔是一个伟大的散文诗人。对于散文诗，尤其中文的散文诗，我一直持保留态度，我以为它们大多和汉赋赝品有某种形式乃至精神的契合，这样说也许过于刻薄，但我终究觉得它们和散文的关系更密切，而离诗歌略远。当代诗人中也有运用比较好的，但都夹在纯正诗篇的间隙，作为一种文体的补充。而欧洲的散文诗是有传统的，在法国，线索尤其明显。根据文献记载，散文诗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倡导者是阿洛伊修斯·贝尔特朗以及莫里斯·德·盖兰。波德莱尔以《巴黎的忧郁》奠定了散文诗的地位。这本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比较完整的中文译本，一时间在知识界颇为流行，其程度不亚于今日的东方主义。我对波德莱尔固然有好感，但对散文诗始终抱有某种文体上的警惕性（尤其是在中文里）。波德莱尔之后，洛特雷阿蒙和兰波进一步发展了散文诗的文体。而洛特雷阿蒙直到2001年才因其薄薄的中文版诗歌全集的出版而受到了圈内人的重视。在他们之后，象征派在理论上给散文诗做了深入阐释。与兰波同时代的马拉美，也为散文诗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他们两个共同启发了克洛岱尔，克洛岱尔则成了20世纪散文诗“运动”的一个领袖或者发端者——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他影响了一大批在法国响当当的大诗人，比如曾经流亡的圣-琼·佩斯，古怪而有童稚气息的亨利·米肖，超现实主义者勒内·夏尔，醉心于物象的弗朗西斯·蓬热等。

我对克洛岱尔的了解，最早就是几首译诗，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相反，雅姆、魏尔伦、瓦雷里等人倒让我激动不已。后来看了克洛岱尔的《缎子鞋》中译本，也没有深刻的感觉。主要原因就是他不能进入我彼时的内心，并掀起波澜。他的姐姐卡米尔·克洛岱尔却深深打动了我，她的才华，她的忧郁气质。我在她的传记中看到了人类脆弱的心，也看到了一个人是怎样被微妙的东西摧毁的——这尤其让我心痛。我不想责怪具体灾难的缔造者，但我又该归罪于谁呢？归罪于卡米尔敏锐的感受力吗？这不公平。在一部有关她的电影中，可以看见保尔·克洛岱尔的形象。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国，是个毛头小伙子，醉心于象征派诗歌，而在出国后的短暂回国期间，他已经是个绅士了。他在卡米尔的生活中像个旅客。后来我对他的敬意始自诗外的东西，比如他对中国的好感，这也因此博得了我这个中国诗人的好感。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法语，这是最要命的。克洛岱尔之美是在法语中的，而在中文里他没有显示出相应的力量。这是不能责怪他本人的，也不能责怪一些负责任的翻译者，因为法语是音乐在语言中的某种替代之物，是很难把它的音响、色彩保持住的。

江伙生教授在《法国历代诗歌》中认为保尔·克洛岱尔生于1868年6月8日，徐知免先生在《认识东方》的《译者前言》中说他生于8月6日，他们二人的说法当中有一个肯定是错的。根据1985年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克洛岱尔生于8月6日。降生地是香槟省费尔河畔的维尔纳夫小村庄，这个地方濒临马恩平原，地势高耸，“只要爬到一棵树上远眺，全区都一览无余。”1882年，克洛岱尔就读于巴黎路易大帝中学，他的同学中有日后写出《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罗曼·罗兰。

1886年对克洛岱尔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两件事几乎戏剧性地决定了他的一生。其中一件是克洛岱尔读到了兰波的诗。他后来回忆：兰波的书给了我最初的启迪，我要永远感谢这位伟大的诗人，我先是读了《感悟录》，几个月后又读了《地狱里的一季》，这对我来说是个重大的事件。“这给了我几乎是具体的超自然的生动印象。”（郑克鲁先生译为“超自然活生生的和近乎物理的印象”）

克洛岱尔的大学时代，正是象征派如火如荼的时期，所以他的诗歌自然染上了象征派的痕迹。这个时期与马拉美的交往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年轻人，克洛岱尔经常去马拉美家，参加每周二举办的诗歌聚会。在那里，他进入巴黎的诗人圈子，并接受了早期象征派文学教育，他接触的诗人中有很多文学史上的大人物，如魏尔伦、雅姆、纪德、瓦雷里、列那尔等。1889年，他出版了抒情诗剧《黄金头》，把莎士比亚、帕斯卡尔与《圣经》结合在一起。

1893年，克洛岱尔就职法国驻纽约领事馆，这是他周游世界的开始。从此，他远离了巴黎的文学圈子。这是文学的放逐，也是他后来所说的流亡。在世界各地旅行途中，克洛岱尔经常选择从海上走。对一个感受丰富的诗人来说，大海简直就是免费的灵感储藏室。克洛岱尔写过一首关于航海的诗，《谣曲》，展示了他海上生活的一个侧面。

我们在统计表上看到被炸毁的船舰的全体船员的名字，

装甲舰的驻军突然以最短的路线到陆地去，

患肺病的拖网渔船的斥候们，运动失调的潜艇的寄宿者们，

一艘巨大的运输舰把龙骨暴露在空中时乱七八糟地卸下所有的一切

对于他们大家，这儿围绕着他们的是与这圆形的地平线相称的责任。

这是向他们移动的大海，不再需要去寻找道路了

只需要张大你的嘴，并把自己托付给它：

只有第一口是难于咽下的。

（罗洛 译）

克洛岱尔看到了海上的真相。船员、各种舰只、航海的细节。而这些作为黯淡景象的一种表现形式都是正常的存在，关键是第一口。第一口“黯淡”总是难于下咽的。克洛岱尔强调第一口，或许只是由于第一次航海的难忘经历。没有证据表明这首诗写的是他第一次航海，但我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他无数次航海中比较独特的一次。无数次渡过大西洋，留在他脑海中的印象，恐怕都难以忘怀，然而第一次，他又怎会轻易忘掉？尤其是那新鲜的体验因第一次而来得格外真切，仿佛他第一次在巴黎圣母院望见子夜弥撒时获得的震惊。

1895年7月，克洛岱尔孤身一人来到中国，负责法国对华经济事务。他见过当时的中国皇帝和大名鼎鼎的老佛爷，目睹了袁世凯在老佛爷葬礼上披麻戴孝的情景。他深情地回忆：“我曾在中国任领事，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十五个年头。”（《中国风物》）

在中国期间，他写了《认识东方》，这是克洛岱尔第一部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散文诗集。它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山川风物、庙宇楼台，以及中国文化的灵魂的。克洛岱尔从中生发出有关人生命运的哲学。多年之后，他自己这样提起这本书：“《认识东方》这本书是我好些年前在中国时所做的一些小小的景象描绘。我是非常精心地写下这本书的，因为我在中国的那段时间生活十分清静。我写这本书就像一个钢琴家在演奏练习曲一样。这是我随兴所至创作的一组异域风物的剪影。”这本散文诗集新颖而细腻。诗集中最早的一组诗写于1895年至1896年的上海，主要篇章包括《塔》《夜城》《园林》《七月亡灵节》，反映了他的观察，他的灵感，他的思绪，以及暗自与法国的对比……“沿着河岸，许多小船装点得停停当当，等待着夜幕降临。一根竹竿的顶端上系着一块大红布。”（《七月亡灵节》徐知免译）1895年12月24日，他在给马拉美的信中说：“中国是个古老的、令人目眩神迷的、错综复杂的国家。那里的生活没有被当代的精神之恶所损害……我惧怕现代文明，总是感到格格不入。这里则相反，一切都显得自然、正常。”

1896年3月，克洛岱尔暂调福州。他写了30多篇关于福州的文字，大约占了《认识东方》的一半。多年以后，他觉得福州胜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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