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重振哲学：迎接第三次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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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科学并不能旗帜鲜明地分割为两派，这一点与人们普遍持有的看法有所不同。现实世界和人类思维中，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鸿沟能使二者割裂开来。人文与科学是彼此渗透的。无论科学方法所应对的现象看起来与寻常经验有着多大距离，无论科学视野有多么广阔或多么微观，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必须通过人类的思想进行处理。发现行为本身，是完全由人进行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人类的成就。科学知识是人类大脑所特有的，也是彻头彻尾的人文产物。

由此可见，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对等的。无论人类的思想多么微妙、短暂和个性化，所有的思想都拥有一个实体基础，而这个实体基础可以得到科学方法的终极解释。如果人文能以科学为基石，那么人文就将拥有更加深远的影响。科学观察旨在应对真实世界中所有存在的现象，科学实验旨在应对所有可能存在的真实世界，而科学理论则针对的是所有可以构想出来的真实世界。人文将上述三个层面囊括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无穷无尽的幻想世界。

从17世纪到18世纪后期的欧洲启蒙运动将知识分为三大分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今，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像变形虫一样一分为二。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融合，另一部分在语言和风格上与人文学科联系得更为紧密。第一类社会科学做出的贡献，可以参考《自然》《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等顶级期刊的内容。第二类忠于人文的社会科学成果，可以在《纽约客》《纽约书评》《公共利益》《代达罗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杂志》等杂志中找到。

科学与人文也许依然处于分立的状态，但二者正在通过许多途径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连续统一体。在科学一端的顶点，专业期刊中典型研究报告的写作风格，在内容上完全遵照事实，充斥着大量的观察和分析，给出的结论过分谨慎，阅读起来枯燥无味。倘若想要在文中加一点推测，则必须以受制于新观察和新实验的假设形式提出。在专业人士看来，隐喻的写作手法与跑到军火库中点燃火柴的行径没什么两样，必须少而又少，慎之又慎。

在科学与人文连续统一体的另一端，就是创意艺术中最具创造力的作品。在这里，各类隐喻百花齐放。无论是文学、音乐还是视觉艺术，艺术家的创作目标，就是要利用审美惊奇来制造情绪起伏，而作品水平的高下，则要凭借其新颖程度和精湛程度来衡量。行家里手们总是事无巨细地去讨论某个具体的科学发现，而不会谈到科学家本人。反之，创意艺术评论家总是洋洋洒洒地大谈艺术家本身，而不会将重头戏放在艺术作品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与人文思想不断相融，相互渗透。曾经于1954年被斯诺称为“两种文化”的科学与人文之间一度无法逾越的鸿沟，如今已经天堑变通途。两者之间的相通，并非一道狭窄的桥梁，而是广袤的边界上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学科。

科学与人文越走越近，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也在不断加速。人文学科一直被视为是对“人类意义”进行解释的学科集合。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正确。人文学科对人类境况的很大一部分进行了描述，却无法对其意义进行解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更多源自科学研究的信息，而不能仅限于人文学者惯用的内容。

拥有重要地位的著名诗人和其他类型的创意艺术家，以及对其作品进行分析的优秀评论家，都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对他们作品中所赞颂的生物学的无知。每当他们直面人体结构中的器官和分子层面的构造，每当他们发现人类感官能力的真实范围，每当他们得知人类那惊涛骇浪般动荡曲折的进化史时，就会感到无比惊诧。每当他们了解到给予我们生命，与我们一呼一吸都密不可分的生物界的真实样貌，就会非常讶异。但一般来看，他们总是信心满满地无视其中的细节。他们很满足于将交流的范围划在固定的圈子之内。

举个例子，从大众非常喜爱的各类小说作品中，我们真正学到的是什么东西？艾略特（T. S. Eliot）对此的评价，让人很难反驳：“通过小说作品获得人生领悟，只有靠另一阶段的自我意识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故事中的领悟只能是其他人的人生领悟，而非人生本身的领悟。”

人性中一个显著的情感特征就是密切观察同伴的动向，了解他们的故事，并由此来评判他人的性格和可靠性。自从更新世以来便是如此。第一批可被分类为“人属”的族群及其后代，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古人类。就像如今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居霍安西人一样，这些古人类依赖于复杂的合作行为艰难求生。而这些活动，需要对每一位同伴的个人历史与成就有充分了解，也需要对他人的感受和倾向报以同理心。聆听同伴讲述的故事，并与他人分享自己因故事而涌动的情绪，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满足感，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这种感觉称之为人的本能。所有这些经历都能为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带来好处。流言与故事，是典型的达尔文主义的现象。

大众对人文的信心和支持不断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当代和近代史历程中，人文过度狭隘地关注人类境况。从人文的正式定义来看，这种现象给人的第一感觉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事实上是将人文意识几乎完全限定在了一个极其渺小的圈子之内，而关于造就出人类物种，并让我们持续存在的这个广袤无垠的物理和生物世界，却无人顾及。这种狭隘认识论所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让人文成为飘在半空中无所寄托、没有扎根的思想。虽然人文艺术和分析能巧妙地捕捉历史细节，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或是不关心史前史的进化事件，而人类思想正是在这些进化历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人文所关注的历史，也正是由人类思想创造出来的。此外，创意艺术及其评论分析，对环境中和每个人身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非人类物理和生物学过程既不了解，也不提及。我们无视环境及环境之中存在的各种力量，而正是这些环境和力量指引着我们去面对自身行为所铸就的命运。

科学家同样没有准备好与创意艺术家和人文学者进行协作。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行走在路上的人，将毕生事业都奉献给了某个具体的特定知识和探究领域。无论是细胞膜、巨型蜘蛛还是其他某个狭窄课题，他们都可以就自身专长的领域给你讲得通透，但说到其他事情上，则无法提供富有深度的见解。其原因就在于，若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就要取得一个可被证实的科学发现，无论你本身是天赋异禀的记者、非虚构类作家或科学史学家都无济于事。对科学界人士的决定性考验，就是看他是否能说完这样一句话：“我发现了……”该发现的重要性，要由身处同一个或邻近科学领域中的同僚来进行评判。真正的科学家会非常在意同侪的接纳与尊重，而公众的认可则是次要的。他们非常重视入选国家科学院的殊荣，而对畅销书作家的头衔和奖状却没那么在意。

真正的科学必须具备严格的定义。而这正是绝大多数科学家满足于行走在路上的原因。若想进行原创的科学研究，需要经过一个学徒期。学徒在开始阶段要对各个学科进行学习，掌握各种技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后还要独自或与一个科学家团队协作展开博士后研究。学徒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机会，选择特定的研究领域。在与人文所关注的生命和思想最为贴近的生物学领域，年轻的科学家要培养出一系列的知识和经验，而这些素质则被人恰当地称为“对有机体的感觉”。

由于科学知识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发展趋势，根据学科不同，每过10～20年科学知识便会翻一番，因此，学科内部的专业数量不断增多，而与此同时，专业的覆盖范围却在不断缩小。记得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的我还是一名研究生。那个时候，一篇生物学原创研究报告会有1～3名作者。由詹姆斯·沃森(6)（James D.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创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1953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是第一篇对DNA双螺旋结构进行描述的文献。这篇文章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典型作品，科学家要么独立工作，要么结成小团队，机会摆在所有人面前。而如今常见的情况则是规模比以往大得多的团队，一篇文章上有几十个作者署名的现象并不罕见。在某些学科，例如对某个重要物种的完整DNA进行描述的文章，作者署名的数量可能会超过100个。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现代生物学的英雄时代，总有少数几位为人所传颂的先锋人物克服极大挑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所激发的群情振奋，从流行文化中便可见一斑。1953年原版电影《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中，被包裹在巨大陨石中的外星飞船对地球发动袭击，目标就在南加州。当一群当地人站在陨石坑的边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安·鲁宾逊（Ann Robinson）饰演的一位年轻教师，带有20世纪50年代所特有的那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女性甜美气质，对吉恩·巴里（Gene Barry）所饰演的访客说道：“那儿有一位来自太平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他会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同样的场景发生在今天，那么这段话就会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团队马上就到，他们会想办法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与人文学科的情形一样，必要的专业细分化已经让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进入到越来越小的研究领域。许多学科的先进科技和技术语言，在其他学科的专家看来，至多只能理解其中一部分，即使两个学科密切相关也是如此。

未来会不会出现知识分子的英雄年代？我敢肯定，一定会，而且很可能出现在将科学发现和人文创新与思考融为一体的全新边界学科之中。这样一个英雄年代会显现出多重维度。在我们的感官范围之外存在着无限的创意艺术潜质。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将之前无法令人感知到的东西，转移至人类意识范围内那个有限的视听世界？同时，进步也将来自人们对人类意识生物学起源日渐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将使得史前史与历史连为一体。最后，进步还会来源于人们对将文化塑造成型的进化大熔炉的深入理解。文化的塑造过程总是缓慢而痛苦的，而动物本能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人类自我理解的哲人之石，是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之间的关系。人类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身体构造，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行为方式？直到如今，也就是雅典阿古拉时代的2 500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去了解，为什么有些社会行为是天生本能，有些是通过先天遗传的学习能力获得的，而另一些则是文化发明的产物。从深刻的理解角度来看，整个过程不过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一个阶段，不能将眼光局限于当代人类的境况。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也需要以更坦白的态度去探讨的一个哲学话题是，一直被刻意视而不见的宗教组织。更确切地说，由科学与宗教的融合体所带来的对人类境况的理解，受到了超自然创世故事的干扰和限制，而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世故事。对神学宗教中崇高的精神价值进行接纳和分享，相信神的存在和来世的存在，是一回事；而接纳某一特定的超自然创世故事，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对创世故事的信仰，能给人以成为某部落成员的安全感。但我需要在此强调，并非所有的创世故事都是真实的，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创世故事同时都是真实的。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创世故事都是虚构的。每一个故事都只能靠盲目的部落信仰来支撑。

宗教研究是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将宗教作为人性的一种元素进行研究，也应对基督教圣经学院和印度教学校所酝酿而生的进化进行研究，但不应从其特定创世故事所定义的信仰角度出发。

与此同时，因为人类在全球数字化世界中依然被动物情绪所控制，因为我们为自己是谁、想要成为什么样子这两个问题矛盾纠结，因为我们被信息所淹没的同时又缺乏智慧的滋养，所以我们应该将哲学重新抬升到备受尊敬的高度。而这一次，哲学将作为人文化科学和科学化人文的核心。

这样的重建工作何时才能得以实现？我们需要记住，在西方文明中，哲学在历史上的两次创意大爆发时期都经历过辉煌。每一次创意大爆发的持续时间都在150年左右。安东尼·戈特利布（Anthony Gottlieb）在介绍现代哲学发展史的《启蒙之梦》（The Dream of Enlightenment）一书中对其本质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描述：

第一个哲学的辉煌年代，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生活的雅典时代，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第二个哲学的辉煌年代发生在北欧，出现在欧洲宗教战争和伽利略科学的兴起之时，从17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18世纪末。在这段时期，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休谟、卢梭和伏尔泰这些著名的现代哲学家，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思想。

为启蒙运动打下基础的哲学的第二次繁荣，于19世纪早期销声匿迹。当时，科学没有达到自身的宏伟预期，而人文本身又无法承接额外的负担。如今，21世纪哲学领域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对权威的极大尊重。针对当前问题发表的评论，大多来自人文和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当今哲学的真正局限性不在于著者逻辑的冲突，而在于因对科学的忽视而产生的无条理性。这一点让人感觉颇为奇怪，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被名正言顺地称为“科学年代”，而科学的定位是要与人文相融合的，从而重燃启蒙运动的精神。我认为，两者在共同探究的基础之上可以最终解决哲学上的重大问题。现在是时候再次坦率而信心十足地提出历史上的那些重大问题了。

在基础层面，我们需要对人类存在的意义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去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不是从未出现过，为什么之前地球上从未存在过与人类哪怕有一点相似的物种。我们要去寻找的“圣杯”是意识的本质，我们要去探索意识如何起源。而生命作为一个整体的起源与扩散，也是同样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一个更窄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如何解释两种性别的存在。如今社会普遍接纳的性取向范围是什么？性最开始的时候为何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单性繁殖，或仅仅是从身体上长出个后代来，那么生命就会变得简单许多。这些问题不是聚会上或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也不是智力游戏，更不是锻炼逻辑思维的练习题，而是在历史长河中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

关于死亡，我们必须慎重思考，不仅要去思考我们如何在年老时死去，而且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年老时死去，为什么我们被基因程序设置了成长与衰老的精确时间表。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去定义人类。我们能否从市场上购买到化学原料，并利用这些原料构建起一个人，至少是构建起一个拥有指定基因组的受精卵呢？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件事（对此我深表怀疑），那么就要针对拥有情感和创造力的类人机器人进行严肃讨论。

我认为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合作可以造就全新的哲学，引领人类去不断发现。这种哲学融合了两大学术派别中最优秀、最实用的内容。这些人士的努力，将酝酿出第三次启蒙运动。与前两次启蒙运动不同，这一次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次运动将令我们人类物种与第欧根尼铭刻下的对理性的祷文更近一步。如今，这些文字依然以数千年前的原貌，保存在古希腊里西亚地区的奥诺维达柱廊之中：

尤其是那些被称作外国人的人，因为他们并非外国人。虽然地球上不同的地域为不同的人提供了不同的国家，但世界的罗盘为所有人提供了同一个国家——整个地球，也为所有人提供了唯一的家园——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