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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西：东西方3000年》第41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日逐王降汉的第二年，即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汉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驻留乌垒城。虽然匈奴威胁已经消除，但西域都护的设置也大大提升了乌孙亲汉派的力量。
西域都护的大本营之所以没有设在天山南路的核心地域龟兹，足见对和汉朝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的尊重。“都护”即“一切都予保护”的意思，都护的设置既可以威慑乌孙，又可以做亲汉国龟兹的后盾。
如今残留的烽火台，当时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龟兹。现在，它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名字——克孜尔尕哈土塔。其实，它更应该被视为汉龟友好的纪念塔。
在设置西域都护十年后，汉朝又设戊己校尉一职，专司屯田事宜。对于戊己校尉中的“戊己”之说尚无定论，但“戊”和“己”在十个地支数中居于正中，以此来象征该职位在西域各官职中的地位之重要，这一说最为有力。只不过时代不同，戊己校尉的驻屯之所有所差别。
史书中有时也将屯田兵称之为“田卒”。他们一边从事生产劳作，一边接受军事训练，所收不仅可以自给自足，剩余作物还可以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他们也相当于补给军。这样的军团在戊己校尉的指挥下统一行动，戊己校尉又受西域都护节制。但由于西域幅员辽阔，驻守兵力自然十分分散，在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便需要点燃狼烟来聚集各地军队。
烽火台是重要的军事设施，而龟兹对汉朝经略西域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座烽火台被特意修建得更加坚固雄伟。它既是危急关头的警报台，又是高耸的纪念塔，所以当龟兹人仰望它时，必然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建造烽火台对当地来说是一个异常艰巨的工程。两千多年前就能修建这样气势宏伟的建筑，着实令人感佩万分。如果是汉朝援建的，那么高耸的烽火台也可以告诉龟兹人，他们的盟国是多么强大。对于督造者来说，也许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文献中并没有关于这座烽火台的点滴记录，更没有其他烽火台可做参照，所以我们无法判别它是众多烽火台中极为普通的一个，还是别具特色的代表。
关于烽火台，有一则非常有名的古代故事。周幽王在位时，一向冷面桃花的宠妃褒姒看到点燃烽火后各地诸侯纷纷前来勤王救驾时，终于红颜一笑。此后，幽王只要想看到褒姒笑，便会点燃烽火，所以数次之后各地诸侯就不再为之所动。后来，敌人真的杀来，但这时燃起的烽火再也没有招来救兵。幽王因此而被杀，其子平王也不得不迁都洛阳，从而开启了东周列国的时代。后世可能为了区分朝代的变迁，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多有添枝加叶，但这个故事却将烽火台的重要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五代和宋初，即公元10世纪时期，为了抵御北方的契丹，中原王朝曾修筑了高约两丈的烽火台。如果以这些高六米左右的烽火台为标准，那么库车二十米高的“土塔”就算是特制的加高版了。
库车地区还有一个关于这座“土塔”的传说，传说内容和“塔名”的由来息息相关。很久以前，该地的国王将自己的女儿幽禁于此。在维吾尔语中，“克孜尔”是个姑娘名，“尕哈”是她遭受幽禁的地方。
“当国王喜得千金时，算卦先生就给小女婴卜了一卦，说此女可能会被蝎子蜇而有生命危险，于是乎国王为了她的安全，便修建了这座高塔，并让女儿住在塔上。”库车县的文物管理处负责人张锡仑先生告诉我。
这个故事什么时候流传开来已难以追本溯源，但“土塔”距离龟兹古城中心仅有十公里，所以故事中的国王很可能就是龟兹王，而国王的女儿也有可能是王族中的一人，因故被委任于此。若再展开想象的翅膀，那么故事中的国王还可能是汉朝的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或其部将。故事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细节我没有细听，其结尾部分我倒是听了一二。
“按说，这么高的地方蝎子很难爬上去，但送饭拿来的水果，其缝隙中不知何时藏进了这可怕的不速之客。最后正如算卦先生所言，可怜的王女被蝎子蜇到，不久便撒手人寰。”
讲述这则故事的张先生也并不相信故事本身来自史实，因为他笃信这样的“高塔”并非是为躲避蝎子所用，而是用于传递信息的。
据《汉书》记载，桑弘羊对汉武帝的进言中有这样一句话：
稍筑列亭，连城而西。
日本的“亭”一般多指旅馆，不过这里的“亭”应该接近于望楼，比望楼更大一点儿的就是城楼。克孜尔尕哈土塔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它的规模更类似于城楼。站在沙漠中抬头仰望，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威服四方。
据《汉书》记载，亲汉的龟兹王绛宾对汉文化痴迷之深竟然达到了被其他西域国家奚落的程度。不过这也是汉朝史家的一家之言，因为龟兹方面并没有相关记录，所以龟兹王内心深处到底如何还无从知晓，目前暂以《汉书》为信。
这种过分的亲汉之举，很容易让人起疑。虽然龟兹在西域也算是呼风唤雨的霸权国，但和汉朝、匈奴这样的“超级大国”比起来，那自然是小巫见大巫，所以为了保存自身实力，就必须委身于他人。
对西域诸国来说，是选择臣属于汉朝，还是依赖于匈奴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不过龟兹王的判断还算高明，因为他早已觉察到匈奴好起内讧。
武帝时期虽然没有实行屯田制，但昭帝却采纳了桑弘羊的谏言。当时，成为屯田兵而远赴西域者基本都是“免刑罪人”。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是戴罪之身，但只要愿意从事边境开垦或为国参战，国家皆可赦免其所犯之罪。当时的犯罪人员自然是良莠不齐，也不能断定他们都是奸恶之徒，但从整体上看，由“免刑罪人”组成的屯田兵确实并非良民。
对西域诸国来说，臣服于汉朝一般要比听命于匈奴好一些。如前所说，相当于汉朝西域都护一职的匈奴僮仆都尉专门向西域诸国征收税金。其中的“僮仆”即奴隶，也就是说，在匈奴心中，西域居民就像奴隶一样可以任意被榨取。与之相比，汉朝经略西域的目的则主要是宣扬国威和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而并不向相关国家征税。
西域各国似乎都负有向汉朝使节提供粮食，在必要时动员其军队和汉军并肩作战的义务，但这和匈奴的巧取豪夺相比自然是天壤之别。这是因为，汉朝守军都是自给自足的屯田兵，生活供给方面基本不需要当地国家的援助，而匈奴整体上经济匮乏，掠夺和畜牧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两大手段，所以西域国家都逃脱不了他们的榨取。
产品交易的利益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关系。这样的利益共享也使二者产生了连带意识。
从龟兹王绛宾高挂亲汉大旗开始到西汉灭亡，龟兹的王室贵族常往长安，两国八十年间的友好往来不断。《汉书·西域传》有载：
成、哀帝时，往来尤数。
后来，西汉政权被王莽所夺，西域也因此陷入混乱。
刚才提到，和匈奴相比，汉朝对西域的支配较为宽松，但这也只是相对的概念，有时候接待汉使或提供兵员，也会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加上商队中也有人滥竽充数、冒充汉使，对其的接待更是令相关国家叫苦不迭。此外，品行恶劣的汉使常常会额外巧立名目、损公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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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甄丰以西域太伯之职到西域赴任。就在之前一年，五威将军王奇等巡视西域时，西域多国都为此耗费巨大。王奇一行的主要目的是将刚刚建立的新朝印绶赐予臣服的西域国家。他乘坐乾文彩车，威风凛凛。史书曾说：
服饰甚伟。
为了炫耀国威，他们很可能对各国国王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据说车师后国（其统治范围主要在现在的乌鲁木齐一带）就因接待王奇而使国库耗费甚多。而这次前来赴任的太伯甄丰乃是王莽心腹，其地位远高于王奇，所以对西域国家来说，对甄丰的接待又是一笔更加庞大的开支。
若其前来，吾国将不堪其累，如此当何如？
车师后国王须置离和重臣商议之后，决定连夜逃往匈奴避祸，但不幸被驻守在交河城的戊己校尉刁护所知，并派兵将其擒来。须置离言明了原委，刁护就将其送到西域都护处，西域都护但钦不问三七二十一便将其斩杀。须置离之兄狐兰支闻讯，即率领其弟部众两千余人，带着若干家畜举国逃往匈奴。